其次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，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。在新时期，除了兜底保障的公租房之外（含货币补贴），保障性住房的主体是配租的保租房及配售型保障性住房
。2021年的国家22号文和2023年的14号文
，对这两类房源已明确了筹建渠道（土地供应）、资金来源、建设主体、分配对象。打造配租和配售的保障房体系，目的是针对工薪群体、人才群体，筹建低租金
、低售价
、配套好，“有租有卖”的供应闭环
，降低城镇化的成本。

这样
，广大工薪阶层和人才群体可以较低的成本融入城市，不再为住房焦虑
，从而放开手脚为美好生活奋斗
，这也才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，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。下一步
，保障性住房除新增用地建设外
，还将盘活存量

。比如
，存量住宅物业收购或“非居改保”，未来还将大规模盘活闲置土地建设保障房
，而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分化也做好了资金准备。

再次，充分赋予各城市政府房地产市场调控自主权，这是完善央地管理架构
，夯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

，实现权责对等和激励相容，也是提高治理能力的体现。将调控的权力给到地方
，同步将稳定行业和市场的责任也赋予地方。在区域分化
、消费群体差异化加剧的当下
，在自主决策的前提下，更熟悉微观市场运行态势的地方落实因城施策，才能更精细化地将房地产管理好。

《决定》还提出，允许有关城市取消或调减住房限购政策
、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
。供求关系逆转以后，投资需求趋势性退出

，居民预期转弱，继续坚持限购政策的必要性不再，预计后续未退出限购政策的城市或区域将相继退出。在新房市场产品不断迭代升级，改善型需求持续释放，居民住房需求多样化的新时期，退出限购以激励需求更有必要。

目前
，绝大部分刚性需求转向小户型为主的二手住房购置

、保障性住房租或购；新房市场越来越面向改善型需求，再加上新房建设规模收缩
，不再对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实施惩罚性税率（比如非普通住宅在契税、增值税
、个税上较普通住房翻倍的税率），不仅能降低交易成本
，有利于改善型住房需求释放
，稳定新房市场规模


，还会激励开发商打造面向改善的高品质住宅。

同时，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和商品房预售制度
。其中，改革开发融资方式就是前面讲的全面落地白名单融资协调机制，倒逼项目“非合规、不融资”的新模式，告别“高杠杆、高成本、高周转”的旧融资模式
。改革商品房预售制度，就是逐步由预售向现售转型。据克而瑞统计，重点城市现售房已占30%的份额，“所见所得
、马上就住”的需求特征也会加速住房现售到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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